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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10-29數據顯示，上半年全國垃圾短信的總量為199億條，每月人均接收垃圾短信7條；騷擾電話出現總量為392億次，每月人均接收騷擾電話14次。自9月1日起，根據工信部要求，被稱為“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”全面推行，對遏制電信騷擾這個“老大難”的作用究竟如何？
這是一個沒有隱私的時代。這是一個手機響鈴不止的時代。
“我就在購物中心附近填寫了一張辦理會員卡的信息單，結果第二天就接到騷擾短信，是征詢發票代理的。”黃女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，“在填寫問卷時，我使用的是化名，所以看了短信后，非常確定個人信息就是填寫信息單后泄露的。”
不僅如此，黃女士的朋友也曾被電話騷擾，并且經歷更為離奇。“他只是在瀏覽網頁，并沒有輸入任何個人信息，結果網頁相關企業就給他發短信和打電話了。”
相較以上兩位，王女士遭遇電信騷擾的性質則更加惡劣，已構成詐騙行為。據介紹，王女士于今年8月在阿里旅行的海航官方旗艦店上購買了一張廣州飛至北京的機票，不料航班起飛前一天接到短信，通知航班取消，需要回撥給短信提示的400開頭電話進行航班改簽，改簽費20元。
“當時我正在外辦事，沒有特別留意短信號碼是否屬于官方。回撥過去后，對方精確知道我的姓名、航班信息和身份證號，令我深信不疑。”王女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道。隨后，對方要求王女士向指定賬號支付20元改簽費。直到王女士與官方核實信息時，才發現自己上當了。
更令人憂心的是，類似的電信騷擾已不是個別案例，而是普遍現象。近日，某手機衛士發布了《2015上半年中國互聯網移動安全報告》（以下簡稱《報告》），對垃圾短信、騷擾電話等6大移動安全問題做了系統專業的調研和分析。《報告》顯示：截至2015年6月，全國垃圾短信的總量為199億條，每月人均接收垃圾短信7條；騷擾電話出現總量為392億次，每月人均接收騷擾電話4次。
自9月1日起，根據工信部要求，被稱為“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”全面推行，未及時完成實名制登記的用戶，運營商將對其進行停機處理。實名制的出臺，對遏制電信騷擾的作用究竟如何？電信騷擾背后究竟構成怎樣的產業？治理電信騷擾在立法層、執法層、監管層等方面究竟遇有怎樣的障礙？面對電信騷擾，用戶應該何去何從？
一問：用戶信息為何會泄露？
事實上，在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、網民人數不斷攀升的過程中，超過半數網民的個人身份信息和個人網上活動信息均遭到泄露。
今年7月，中國互聯網協會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舉報受理中心（以下簡稱12321舉報中心）公布《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2015》。報告顯示，78.2%的網民個人身份信息被泄露過，包括網民的姓名、手機號、家庭住址、身份證號等；63.4%的網民個人網上活動信息被泄露過，包括通話記錄、網購記錄、網站瀏覽痕跡等；49.9%的網民個人通訊信息（即時通訊記錄、手機短信等）被泄露過。
“目前黑色產業鏈（簡稱黑產）已是數千億的市場了，電信騷擾詐騙是其中之一。”曾從事企業安全工作多年的李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，“從數據獲取、數據販賣，到實施騷擾，一系列環節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。”
據李明介紹，目前當日即時數據（類似于火車站、航空公司等的用戶信息）的市面價是10-20元/條不等，企業數據視其價值可賣到幾十萬到上百萬元，“黑產”QQ群里每天都有吆喝著販賣數據的人。
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，“黑產”從業者甚眾，而電信騷擾詐騙也已形成一整套高度流程化的分工，以逃避偵查及取證。其中，信息泄露環節就有多種可能：企業用戶數據系統被黑客入侵；企業“內鬼”販賣用戶數據；用戶手機中存在惡意軟件、病毒、木馬竊取信息；惡意WIFI以設伏方式截獲信息……用戶可能在完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，個人信息早已被一覽無余。
針對前述“航班取消”案例，記者分別向阿里旅行、海南航空公司進行了數據系統安全方面的核實。阿里旅行相關人員告知記者，其數據系統是經過公安部門安全性檢測的，而海南航空方面則表示，公司在加強購票渠道上有自己的風險防范，并且通過第三方公司進行獨立的安全檢查驗證。
“再安全的系統都與人有關，哪怕管理再嚴格，只要利益驅動，有查詢權限的人就可能與不法分子產生交易。”李明指出，“但確實難以斷定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。”
二問：為何騷擾分子難歸案？
“通訊信息詐騙案發量呈爆炸式增長，破案率低到不好意思說，大概不超過3個百分點。”此前，某省刑偵總隊重案支隊負責人公開表示。
據資料顯示，2008年以來，我國通訊信息詐騙發案數保持年均20%至30%的增速。2014年，在公安部門高壓打擊和有關部門支持配合下，有關整治工作取得一定進展。然而，2015年以來，部分地區此類犯罪發案率再次“爆表”：2015年1月1日至2月25日，上海市此類案件接報444起，同比上升76%。其中，既遂案件419起，同比上升89%；涉案金額逾7000萬元，同比上升1260%。
通訊詐騙的整治尚且如此，更遑論發票代理、保險推銷、企業廣告等商業推銷類騷擾短信。
“總體來講，對于人們反映最多的商業推銷電話，我國目前沒有很明確的法律進行管制。”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謝永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道。盡管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第42條中，對多次發送“其他信息”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做出相應規定，“但實際上，如果某個電話不是連續騷擾你，而是偶爾給你打一兩次電話，很難認定為‘干擾他人正常生活’。”
除法律的空白之外，騷擾分子的歸案還涉及跨部門協作。“在目前所有的法律規章制度中，詐騙或騷擾案件都是處理人。這就造成了騷擾詐騙的行為數據掌握在通信管理部門，但抓捕疑犯需要公安部門出馬的局面。”中國互聯網協會12321舉報受理中心副主任郝智超指出。由此，加強兩部門的配合至關重要。
“要加強配合，首先需要加強對黑色產業鏈的研究。”工信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產業與規劃研究所顏麗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。在顏麗看來，只有將重點“黑產”結合起來，定位出治理“源頭”（廣告主、非法設備經營者或個人信息販賣者），才能對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產生沉重打擊。“因此，召開聯席會議，制定相關方案，實現‘精確性’打擊，效果會好一些。”
此外，顏麗也指出，實名制的推行，能夠實現對短信、電話發起者的溯源，從而為治理電信騷擾現象提供依據，也能為公安機關依法打擊使用“黑卡”從事的違法犯罪活動、立案偵破提供基礎。“實現實名制是確保市場健康的前提。”
三問：為何運營商只能望“號”興嘆？
“運營商不比手機安全軟件，無法在用戶接到電信騷擾時進行即時提示。針對嫌疑號碼，運營商只能選擇停機或放行。”面對重重壓力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坦言，“但在停機前的嫌疑號碼鑒定時，運營商有三大難：取證難、跨網難、跨地域難。”
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四十條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》第六十六條，我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。“因此，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，若運營商把騷擾電話關停，騷擾分子就此上訴，一告一個準。”郝智超說。
“短彩信比較好溯源取證，但騷擾電話比較麻煩。”前述中國移動內部人士稱。目前，中國移動在接到用戶進行騷擾電話投訴后的通行辦法是，安排撥測團隊進行回撥以收集證據，“但大部分號碼都是不接或接不通。”
跨網與跨地域也是造成目前查處難度的原因。據了解，目前許多騷擾號碼涉及跨省操作，用戶舉報給當地運營公司后，當地運營公司需協調騷擾號碼所在地的省公司核查，省公司再到市公司，流程漫長。此外，如果溯源之后，發現是其他運營商的號碼，追查就進行不下去了。
近來，在監管部門的壓力下，運營商的態度也開始逐漸有了轉變。今年的3·15晚會曝出騷擾電話、利用電信工具實施詐騙、違反電話實名制辦卡等問題后，3月16日，工信部約談移動、聯通、電信三家基礎電信企業相關負責人，并連夜責成三家基礎電信企業和所在省通信管理局進行調查，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。
“現在電信騷擾已經與省級運營商的KPI掛鉤，也會涉及罰款。當騷擾投訴超過設定限額后，多一條騷擾號碼投訴將罰款數千元。”郝智超介紹，“這一規定前兩年就有，但近來實行得越來越嚴格。”
四問：軟件商還能如何作為？
在短時間內信息泄露難以徹查、騷擾分子難以繩之于法、運營商難有作為的現狀下，處于終端的安全軟件遇神殺神、遇佛殺佛，倒是為用戶擋下不少騷擾信息。據艾媒咨詢數據顯示，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，中國手機安全用戶規模達到4.87億，同比增長14.86%，環比增長3.18%。中國手機安全軟件在手機網民中的滲透率達到74.2%，呈現出平穩增長態勢。
安全軟件的“強大”之處在于，用戶在接到騷擾短信或電話后，可利用安全軟件對其進行騷擾標記。其他用戶在看到標記后，便可根據自己的情況與需求選擇查收/接聽或拒收/掛斷。
但郝智超也指出，在騷擾號碼的認定和處置上，目前還欠缺統一的標準。“有些號碼在安全衛士平臺上已被標記到1萬次，可仍然能夠外撥——難道就不能干脆把它停掉嗎？”
此外，標準的欠缺還體現在，一些被標記為騷擾電話的號碼，反倒是正規銀行、運營商、企業客服等。因此，電話邦戰略合作部副總裁劉博濤認為，建立可信號碼信息服務聯盟，通過大數據分析增加標記準確度，聯合手機廠商鼓勵用戶主動糾錯后，再統一進行人工電訪核實，可能是解決之道。
據悉，12321舉報中心在工信部相關部門的指導下，正積極與運營商、安全廠商進行溝通，力圖就此提出認定騷擾號碼的相關規定。而在郝智超看來，大數據分析在判斷騷擾號碼時，確實有其一定的依據性。“現在客戶端的標記，已可以足夠認定該號碼的騷擾行為。未來我們或許可以設定一些條件，通過標記渠道、標記次數、撥打行為等多個指標的綜合分析，來鎖定騷擾電話，直接對其關停。萬一出錯，也留一個申訴渠道。”
這也意味著，建立全行業統一的舉報投訴平臺亦至為關鍵。然而目前的情況是，安全廠商各自為陣，自成體系，致使用戶舉報分散，難以形成合力。
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采訪過程中，多家安全廠商的相關負責人就此均表達了開放合作的態度。但也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全專家表示，建立統一平臺的愿景是好的，但具體實施難度較大。“如果由企業來推動，每家企業的數據和商業能力各不相同，如何實現數據共享的公平性很重要。如果是監管層來推動，如何統一各個安全軟件的標記標準、建立完整的舉報機制需要考量。”
五問：用戶自身應該怎么辦？
作為電信騷擾的受害者，要改善目前的處境，用戶唯有增強自身的“攻”、“防”之道。
“防守”方面，用戶首先需要提升自身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。用戶應通過正規渠道購買手機，選擇正規售后維修點進行維修，為手機安裝安全軟件并定期查殺病毒，不要隨意點擊可疑廣告、短信、二維碼和輕易下載來歷不明的APP，不要輕易連接免費及不設密碼的WIFI，關閉手機中一些不必要的、可能泄露用戶私密信息的服務，如位置服務等。
其次，用戶還應加強個人維權意識，據郝智超介紹，12321舉報中心關注電信騷擾的初衷，就是希望能提供給用戶一個申訴渠道。“我們就是想告訴用戶，有這么個地方可以管這件事。”郝智超說。
除了提升自我防范意識和維權意識之外，用戶對電信騷擾防治的參與，也至關重要。據統計，目前某安全衛士平臺每天騷擾電話的標記量為459萬，某電腦管家為171.1萬等，這與廠商們動輒數億的用戶數相比，不值一提。
“對騷擾詐騙電話的鑒別，絕不可能僅靠運營商撥測團隊來逐一認定，唯一的方法是發揮咱們群眾的力量，讓用戶積極舉報和參與進來。”郝智超指出，“現在一個電話看似被標記幾十次，背后可能還有很大一部分用戶是置之不理的。”
在采訪中，前述的王女士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自己平時很少會去標記騷擾電話或短信。“有時候，看到是騷擾電話就掛掉，但掛完會繼續做自己的事，沒想到要去標記。”
但謝永江指出，雖然目前有維權成本較低的投訴舉報機制和屏蔽來電軟件，但處理效果和反饋機制往往不盡如人意。所以，增強相關機制和軟件對騷擾號碼的制約作用，尤其需要注意。
